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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邁入科技與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,不安寧的肅殺氣息卻儼然在世界蔓延。近年來,大型刑事案件一次又一次挑戰人類社會安全網瀕臨崩潰的極限,從挪威的隨機殺人案、美國頻傳不絕的校園槍擊案、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、乃至於台灣的湯姆熊案、北捷案、北投國小案、小燈泡案等等多起隨機殺人案件。駭人聽聞的案件事實呈現在眼前的同時,「隨機」的概念在眾人心中種下恐懼的幼苗;另一方面,少年與年輕人作為犯罪行為人,亦是令人驚悚的一環,如日本的連續性侵殺人案與台灣的北捷隨機殺人案等案中,犯罪者皆僅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。身處血色玷染的多事之秋中,對於如何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挑戰,輿論喧嘩,各方爭論不休。無論治亂世用重典,抑或回歸社會結構本身,解決問題以前,對於事件的認識與釐清,無非是研擬對應手段的一切基礎。在這樣的出發點上,《絕歌》便提供了一個契機,值得大眾深深品味與反思。 

    《絕歌》一書,是1997年發生於日本的「酒鬼薔薇聖斗事件」凶殘殺童事件中,年僅14歲的兇手「少年A」的自傳。少年A在兵庫縣神戶市犯下連續殺傷小學生事件,造成1男1女死亡、3人受傷,其中一名男童頭顱遭割下,置於國中門口,並附上挑釁日本警方的信件。本事件披露於公眾以後,舉國譁然,事件發生多年後,兩名受害者的父母陸續出版經歷事件後一路走來的相關書籍(《最後的生命力量》、《淳》);另一方面,少年A的父母亦在多年後出版《教出少年A》,該書甫出版後便躍居暢銷,並在日本社會掀起一波議論,大眾萬萬沒有想到,孕育出犯下殺人犯行的兇殘少年的家庭,竟然就與一般中產家庭並無二致:健全的雙親、正常的求學、家長充分的關愛,這帶給日本社會極大的衝擊與恐慌,少年A的父母也將版稅悉數捐贈予受害者家屬;事發18年後,少年A以早已不再是少年的年歲,出版了本事件的自傳書籍《絕歌》,更是帶給日本社會偌大的震撼。少年A以極佳的文筆、鉅細靡遺的事件敘述、自身內心的告解,以及對於受害者家屬與自身親族的歉疚,完成一部質量極高的作品。故本書出版後暢銷一空,另一方面,未經受害者家屬同意、亦未捐贈版稅的行為,使少年A再度飽受社會抨擊。

    姑且不評價書籍所惹起的周邊爭議,單就本書所呈現的內容,剖析少年A在自述動機與歷程之餘,文字中流露的情感與矛盾,進而探析,究竟應該將慘劇發生的責任,歸屬於何方?又該如何消弭可能生長出惡的幼苗?

     本書分為兩部分,第一部分為已脫離少年的少年A,作為案件當事人,闡述案件經過與動機;第二部分為現今的少年A,描寫進入少年院到社會復歸的歷程。閱讀過本書以後,不難發現,少年A文筆確實出眾,作為基礎階段便與正常求學管道切斷連結的人而言,能以現代散文式體例,撰寫出文字質量紮實的自傳式文學,才氣之高令人訝異。這或許與其在書中提及,在關東醫療少輔院進行矯正教育期間,開啟了閱讀經典的習慣有所關聯。考量少年A深受三島由紀夫吸引,因此寫作能力有一定底蘊或許也不那麼令人意外了。

    如此一來,更費人疑猜了。這樣一個喜歡文學的生命,自幼家庭中也未見什麼大的缺陷,並未如同他案,是名有著慘痛人生歷史的兇手,何以最後會受罪惡的黑霧籠罩,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?   想理解這個問題,便須先脫離社會化的框架,按捺住常人對於暴力與變態性格的反感,閱讀書中少年A對於自身生命的詮釋,以及對於造就自身生命如此的社會,隱約夾雜無語問蒼天一般無奈感的質疑。少年A撰下的告解之書,是富有邏輯而學理兼備的。他精細描述了自外婆過世以後,自己對於生死、生命與性的感受轉變,從殺蛞蝓、殺貓,到出現對同學的殺傷行為(對於讀者來說,尤其是殺貓一段的描述之精細,無非將增添讀者於閱讀時的困難與噁心感),顯現出「外婆過世」對於他的生命歷程可能作為一個極重要的轉淚點,亦定錨外婆在自己生命中所佔據的地位。

 

    例如上述的寫作手法在本書中處處可見,由此可見,少年A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生平攤開,讓讀者知曉,縱然沒有受過經常性的暴力或是性霸凌的生理凌遲,社會網絡依舊不足以填滿一個平凡人生心中的空虛,卻只是令其更加確立自身的空白與透明形象,而試圖以破壞性創造的手法,尋求自己「活」的足跡,「所謂活著,就是感受痛苦。所謂給予痛苦,就是觸摸生命。」怪物於焉生成。

    榮格(Carl Jung)曾說,健康的人不會折磨他人,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轉而成為折磨他人者。自幼以來便未具任何突出於他人的人格特質,使少年A無論身處於任何群體,最終都只能成為「似乎有這個人吧」的透明人。在這樣的脈絡下,生活的價值,對於少年A成為未曾體會過的概念。於是他將自己鎖入絕對純粹透明的世界,讓眾人視光穿透過自身肉體,包括與淳的友誼。淳是名發展遲緩的兒童,少年A與他素來交好,或許是在淳身上看見了同樣被社會拋擲至邊陲的形象,少年A眼中的淳,或許就是對於自身的投射。淳亦被少年A劃界於自身所創設的,不可侵犯的聖域當中。而對於淳一切無條件的寬容,少年A無法自持。對於他來說,這樣的象徵也就是外婆,已經消逝了。因此他無法接受這樣無玷污的慈愛,或許也是出於聖域的維護,因為即使被自己歸類在同個透明世界當中,一旦接受了這樣的關愛,不容侵犯的聖域應也會隨之崩解。因此他對淳出現了暴力行為,並且在不久後親手將淳的生命斷絕。但是這樣的作為,同樣也是親手破壞了聖域,因此少年A最終面臨了輕易認罪與否的掙扎。另一方面,他在淳的頭顱上刻下的X記號,或許也是對於自身投射的一種否定,一種對於自身人生的無力哀嘆。

    在自白中,少年A提到,自己在犯行以後曾對著頭顱自慰。性的偏差之於少年A,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。自外婆去世後,少年A習慣性到外婆的房間,以她常用的按摩棒,進行自慰,結束後再向外婆的遺照致歉。這樣的反覆行為,除了透露性在他生命裡作為一種荊棘式的負擔,這樣或許也作為他與黃泉路的外婆,唯一連結的方式。少年A提及曾告訴精神科醫師「射精時會感受到劇痛」,醫師表示這是「對性慾感到罪惡的表現」,或許便與這段連結,有著極大關聯性。

    少年A在上述所揭露的訊息,其一是任何人都難以定論的哲學論辯命題:為什麼要活?怎麼樣才是存在?為什麼存在?活的價值又如何發現?他試圖用暴力、用性、用血與肉來接近這些終極命題的真理。他在犯案後的想法是,「被惡意對待,才能證明我的存在。」經過了如此龐大的波瀾,在矯正教育結束後社會復歸的路上,他可能才漸漸體認到在自己追尋生命價值的同時,卻也親手摧殘了多少性質與之相類的事物。

    其二則是他對於人生的反思,也是對於社會整體的叩問:為什麼是他,必須成為透明?這是個異常沈重的問題。每個人的生長歷程,若以線性的方式來理解,有無數個岔路口,在不同的生命時點,作為決定未來生命哩程的判準。每個人對於路徑的選擇不同,也可能都有過偏離能行走的路,而踏進路旁淤泥裡的好奇。但踏入淤泥後,是將步伐拔起,回到命運鋪好的安全路途,或是越走越深,最終來到無法復返的沼澤?這些懸念,或許都只在一念之間,卻決定了永遠。

    針對這樣的現象,我們不禁要問:難道社會便這樣眼睜睜地看著生命走進淵藪?百密總有一漏,更何況這一漏,並不算小。社會彷彿是由多個同心圓所組成,又內到外代表了不同等級的親密關係:家庭、同儕、職場、鄉里等等。踏進淤泥的第一段路程,便是考驗最內圈的家庭,是否願意拉一把,讓生命留在最內部的圓圈中。大多數的你我,多在同心圓中至少覓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但少年A作為透明的存在,自從外婆去世以後,縱然母親的關懷備至,但終究沒能凝視到少年A純粹透明的肉體,也就這麼活生生地讓他掉出了同心圓的範疇,淪為社會邊陲人。

     那麼,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生命?又該讓誰負責?主張嚴刑峻罰的人不在少數,對於再度發生相似事件的恐慌可見一斑。但追根究底,無法凝視道作為透明的存在實體,社會作為個體的集合,難道只有一句譴責,便能草草卸責嗎?面對被親手棄置至邊陲的生命,社會或許更需要贖罪式的懺悔、反省與自我提升。從這樣的觀點看來,走出自我閉鎖的透明世界,並竭力重回將自己拋棄的社會,這樣的毅力,自是令人欽佩與動容。

    絕歌一詞,用得十分精妙。究竟什麼是絕歌?絕望者之歌、滅絕之歌、抑或是生離死別的絕對之歌?這端看讀者從書頁文句中的詮釋與領悟。無論觀看加害者或受害人遺族的陳述,歷史事實的真相、個案的正義、動機與悔意、公平地彌補雙方,這些或許都是難以企求而從中獲得解答。絕對的惡意或許真實的存在,而我們能否凝視出那道惡意?除了毫無條件的愛,我們還有沒有更具助益的幫助手段?面臨「活」的價值,或許對於任何人都是難解的一道題,但是思考同一光譜上不同端點的他者,出於怎麼樣的價值而進行與你我迥然不同的選擇,認識與理解,或許方為贖罪與社會自我提升的第一哩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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